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4.7%、1.3%、1.1%、2.1%（Jonathan Anderson,2008等）。另据一些学者的估计，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了3-4%，这反映了劳动和资本获得了更加有效的配置方式（Bosworth and Collins, 2007）。在我们看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除了市场竞争促进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等因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力从低价值活动到高价值活动的转换过程推高了整体生产率，这反映了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资源的再配置效应。

        根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不足20%，这意味着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创造了3.8亿个城市居民，并把他们转移到更有效率的生产部门和产业。其效果就是一方面如上所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增加，此外，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工业、农业及服务之间的比重发生重大调整，使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创造中作用日益扩大。

        从需求层面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通常可被概括为四大支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是在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能找到的通俗结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许多观察家把中国的经济模式概括为“出口导向型”和“投资驱动型”增长。表现为：相对于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30年稳定下降；相对于国内需求，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越越高，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稳定上升。

        综合以上两层次，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可被总结为“四高”：高储蓄、高劳动投入、高投资、高出口，再加上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提升。

        这样以来，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较快的长期增长、“四高”模式可否持续本质上将取决于以上所总结的供给和需求两主面的因素。而所谓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将呈现两层基本含义：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应该表现为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依赖要素的有效配置，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则表现为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消费和内需。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双重转变呢？我们提供的答案在于城市化。在我们看来，城市化是联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一个桥梁，它一边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劳动力，并以更有效的方式组织和使用要素资源；它另一边也为经济增长提供规模庞大的城市消费者，从而真正拉动内需。换言之，城市化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的基础性因素而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模式转变产生持久性作用。而且许多实证研究也都表明一国城市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性因素，而一般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也表明城市化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Barrios and Bertinelli,2003;Henderson,2000）。从国际经验看，东亚新兴市场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成功实现了城市化，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城市化是熨平经济周期、减少经济波动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支内生性力量。

        因此，为了克服全球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培育长期增长点，城市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甚至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主题。

 

二、城市化：经济长期增长和转型的巨大主题

 

        在上文，我们把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可区分为两个方面：总供给与总需求。那么，城市化将从哪些方面影响以上的决定因素从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影响呢？我们认为，以下几条影响途径的作用不可忽略：

        （一）从供给层面看城市化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1.城市化与人口老龄化的时间窗口

   从劳动的供应看，未来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人口老龄化，随着便宜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供应的不断减少，“人口红利”会逐渐消失，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和潜在产出水平。

    首先，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减少。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中国总人口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约14.6亿，并开始转入负增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的每年新增就业人数约为1000万，新世纪的前五年也大致保持了这样的增长速度。然而目前每年的新增净劳动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600万左右，预计在未来10年，中国的新增就业人员数将下降为0。

   总之，在未来20年，中国的人口和劳动扩张速度将明显高放缓，甚至进入负增长，从而限制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正在来临。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估计未来10～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年龄抚养比[vii]一直上升，而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快。据统计，到2030年年，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翻一番，达到23.8%，与日本2000后的比例大致相同（世界能源展望，2007）。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总数的比例预计在2010年达到峰值（Dunaway and Arora, 2007）。

        因此，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的双重调整将成为中国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基本限制因素。那么，这里的结论就是劳动力增长的放缓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大致预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的减少将在未来20年里使经济增长率下降2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的双重压力留给城市化的时间窗口为10～20年，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在这个时间区间里加速推进，从而充分利用劳动力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的策动力。毕竟2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优势将会结束，那时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经济增长减速将不可避免。

        2.城市化是吸收过剩储蓄的重要渠道

        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就是高储蓄率。几十年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40%的水平上，而且自2003年以来又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甚至超过50%。此外相对而言，企业储蓄的上升速度更快，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盈利特别是国有企业盈利的增加，这部分增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失衡。

        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恒等式说明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于经常账户收支，因此过剩的储蓄不得不漂洋过海，输出到美欧我们并不熟悉的金融产品上，并承受较高的风险和较低的收益率。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投资于海外金融市场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例如，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扣除汇率波动的影响，其实上非常低的，甚至为负。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提供了利用这些过剩资金的一条重要出路。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空间依然很大，未来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意味着与之相关的国内投资将会增加，而且城市功能的完善将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总之，只要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大于0，储蓄留在国内要比投资海外更为合理。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未来中国周期性超额储蓄的释放过程将会与城市化过程密切相关。例如，现在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正在成为中国利用过剩储蓄推进国内城市化进程的一项重要战略。地方政府通过组建不同类型的公司，包括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以土地资产作抵押，融入资金后重点投向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从而为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服务。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有3000个以上的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其中超过70%为县区级平台公司；2008年初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到2009年中，已迅速上升到5万亿元以上。

        3.城市化将促进技术创新与扩散，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一般意义上，城市化将从两个层次推动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城市化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其次，城市而非农村是使用和推广先进技术的阵地。因此，从各国历史经验看，几乎所有的技术突破和技术推广都是发生在城市，而不是农村。

        具本而言，城市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创新投入水平看，一国或区域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张都会明显带来更多的创新投入，从而推动新技术的产生；从创新的效率水平看，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集群在专业化、信息网络、人力资本、交易效率等各方面的优势使技术创新更容易产生，也更容易扩散。

        此外，城市提供了将技术用于生产性领域的基本条件。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只在将技术用于商业生产和市场竞争，用于改进产品质量和提高产品数量，技术才有生产性效应，否则，新技术和新发明将不具备任何商业价值。在传统的农村和农业社会，市场之间相互分割，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也不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同时，分散的农村社区也没有技术推广所必须的大量资金和风险承担能力。因此，只有现代化的城市才可能提供使用技术的阵地，也只有城市发达的金融市场才能为技术推广提供资金融通和风险分散、转移。

        综合以上三个供给层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在未来的几十年，城市化通过将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低附加值行业转移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从而在劳动力供给、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预期，城市化应该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策动力。

        （二）从需求层面看城市化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

        1.城市化是扩大消费需求的着力点

        根据官方统计，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为5.93亿，接近人口总数的1/2，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有差不多6亿人的城市有效消费市场。然而这一数字有一定的误导性，按照最新标准划分，中国有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辖区人口125万人，另外还有374个县级市，辖区平均人口为15万。尽管在中国这些县级市被称为城市，但是按照国际标准，人口集中度高、市场规模庞大以及拥有高生活品质的现代城市居民概念显然远远超出了中国的低标准，因此，如果扣除县镇人口，那么中国的真实城市人口约为3.8亿。然而，在我们看来，即便是这一数字也是明显高估的，因为其中约有30%左右的“城市”人口实质上住在郊区的农村人口，但在统计上这些人也属于大城市管辖。如果把这部分人口也除掉，那么中国核心城市居民数量应在2.7亿左右，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真正的城市消费人口，或者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数量与官方统计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根据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达到60%,那么在未来20年被城市化的真实人口数量应约为5亿，保守估计应在3～5亿之间，这说明未来我们将面临规模十分庞大的城市消费的扩张。

        那么这部分未来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或者购买能力应该有多大？我们可以作简单推算：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居民人均GDP约为3500美元，统计显示城市家庭收入的60%用于消费，那么，每年人均消费应在2100美元，这样以来，那么未来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预期每年增加的消费购买支出水平将达在6300亿～10500亿之间，这对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增量贡献。

        此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城市通过扩大消费需求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在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相对于投资水平，消费显得不足，我们称之为“不平衡增长”。因此，从长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增长路径还要持续多久，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就是消费能不能得到大幅度地提升，从而使消费占GDP的比重回归上升趋势。那么，显然城市化对实现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以住房需求为例，我们粗略计算，如果城市房屋价格平均为5500元每平米，购买100平米的公寓，总价约为7万美元，按照正常标准，房屋的每年维修和物业也要在1000美元左右。如果计算汽车消费，按照2005年的水平，每千人15辆汽车的数量计算，5亿人口的城市化规模所产生的汽车需求将超过750万辆。总之，未来巨大的城市化空间将释放中国潜在的消费市场，城市化也将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

         2.城市化将引致庞大的基础设施及其它投资需求

        根据统计判断，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在北京和上海，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的住宅和商业大楼、宽阔的交通大道、功能齐全的城市地铁以及高效运营的机场，但这并非中国故事的全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然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且未来的新的开发和投资支出也将不断由东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

        如果我们用工业化标准来衡量，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基础投资空间同样非常巨大。从历史经验看考察日本和韩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内走过的城市化道路，我们发现在最初的10年的发展期内，人均原材料消费会大幅度增长，而随着经济进入平均收入更高的层次，这种消费会不断平稳。由于我们仍处于城市化水平的较低水平，因此未来还有很长一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要走。

        据此，如果未来20年，我们能够实现5亿人口的城市化，那么这意味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城市人口的扩张将要求相应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以及城市功能的配套和完善，并以此促进其它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投资增加。根据研究人员的测算，近十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迁移，每个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下来需要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住房的投资，大约在30～35万，这是带动投资需求很重要的增长点。很多地方利用这个机会加大了城市建设的投资，既包括已有城市功能的完善，也包括扩大城市规模。基础设施的完善将带来很多的投资机会和商业机会，会成为未来中国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转型重要政策线索之一。根据穆迪的预测数据，中国在2011年将再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据估计，在2011～2017年中国的资本支出将增长三倍，可能的资金来源将是地方债券的发行。

    此外，应该注意到，城市化对于解决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有积极的作用。如果从中国城市化的长周期来看，产业峰值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些看似过剩的产能将来也未必真的过剩。城市化将产生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对钢材、水泥等的需求将会增加。因此若城市化全面的启动，现在过剩的产能将得以解决。如钢铁行业，中国钢铁产能已超过5亿吨，根据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很可能将来达到7亿吨左右。因此，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在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发展长期有竞争力的有效产能，淘汰低效的产能，并且适应经济周期的变化。

    3.城市化提供了应对危机、实现复苏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主题

    当前谈论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从目前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采取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谋划，并已以取得显著效果，新一轮经济复苏也表现了强劲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然而，在我们看来，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领跑全球，并实现可持续性复苏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主题。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问题不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投资对GDP贡献的占比显著增大，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增强。因此，随着这一轮经济的不断复苏，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目标比较明确，就是从依赖对海外市场的出口转向依靠本土市场的内需，从依赖价格优势转向依赖技术优势，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

        从国际上对比来看，美国消费贡献占比70%，中国2008年底占比38%，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消费的贡献还下降了10百分点。背后寻求经济方面的原因，中国现在处于人口结构红利阶段，在岗工作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总处于历史上最高时期，这些人群会为未来退休做计划，故而储蓄率比较高。高储蓄势必带来高投资，这正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所需要的。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在高的储蓄率下，投资率高是难免的，这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美国、日本的城市化已经完成，必然转向消费型经济，而中国还处于城市化推进的关键阶段。总之，从今天应对危机和实现经济复苏及长期增长的视野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也将从各个方面迫使经济发展模式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变，从而克服全球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根据穆迪的经济预测，在2021～2025年间，居民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的增长率也将超过真实GDP的增长率。此外，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先进服务业如科研服务，健康保健及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及影视业将迅速发展，成为服务业中的主要发展行业。据穆迪预测，2016～2025年间，服务的10年平均增长速度将为12.6%，成为最快的发展部门。

        总的来看，城市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复苏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甚至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主题。另外一个具有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必将为世界创造出一个可以长期增长的消费群，对全球经济走出衰退产生重要影响。